英国邓迪留学社区
Dundee Chinese
[分享] 我朋友在英国与警察的几次交手
wtw(2007/6/5 2:21:16) 点击:69191 回复:2 IP:61.* * *
wtw(2007/6/5 2:21:16) 点击:69191 回复:2 IP:61.* * *
发生争执
去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朋友的车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我朋友的车前部因碰撞而变形。在车祸现场，一家拖车公司主动接近我朋友：他们可以免费拖车。
尚处于惊吓状态的我朋友以为遇到好人，便立即答应了对方。因此，我朋友一家连人带车一起被拖车公司带到一家汽车修理厂。
这是一家没有人会讲中文的修车厂。因此，我朋友不打算在这家修车厂修车。当我朋友想进一步打听那里有讲国语的修车行时，他的车已经被拖到车厂后院。我朋友被告知只有付掉283镑才能将车开走。为此，我朋友与车厂雇员发生口角。我朋友声称，当时车厂经理对他们吼道：要么立即交出现金，要么立即离开修车厂。
我朋友说，发生口角中，车厂冲出一名彪形大汉，一边喊，一边打，一边用力将我朋友的太太向外推，而且用门夹她的手臂。接着该壮汉又转向我朋友，用身体将他威逼至墙角，并用身体死死地顶住他，同时向他怒吼。我朋友说，他突然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我朋友的女儿见况，立即在车厂大门外报警。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警方向双方了解了情况并看了车厂监控电视的录像。我朋友称，警方只是告诉他们该车厂是一家Dirty Business，经常有complaint。警察要我朋友以后要小心等，便离去了。
我朋友说，他太太和女儿数天后仍不能从这场惊吓中彻底解脱出来，伴随她们的常常是恶梦和惊吓。事后，我朋友太太的手臂上留有数道伤痕。
我朋友的女儿后告诉我，当时她母亲要她进来做翻译，便试图将她拉进门。而此时车厂人员就用力关门试图将她关在门外。而门就夹住了她母亲的手臂。
这家车厂的经理告诉我，我朋友指责车厂雇员打人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
我朋友向我诉说完这场经历，焦急地问我，警察到底有没有指控那名彪形大汉？我去哪里了解有关信息?
警察对我朋友究竟是说“I want to lay charge” 还是 “I wont' lay charge?”
为此，有关人员采访了警察局信息部T.Watson，该警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事件负责出现场的警官的确写有现场调查报告，但他们认为性质并不严重，因此决定对那名彪形大汉不指控。Watson警官指出，如果当事人对此警方的决定不满，可向警官上司报告。
当我将这一消息转告我朋友时，他表示对这一决定表示不解，失望，不满。
我朋友说，当警方到达现场时，他认为警察曾告诉他：“I want to lay charge （我想起诉他）。”因此他一直在等待警方指控他。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处于对自己英语能力的怀疑，我朋友将警察的这句话讲给他的ESL教师听。他的ESL教师告诉他，警察可能说的是与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相似的“I won't lay charge.（我不会指控他）”。
如果我朋友误解了警方的话，那么他失去了在争执现场向警方责问警方为什么不指控车厂雇员的机会，尤其是王太手臂上的伤痕，这一重要证据！
为此，相关人员又致电警察局那两位出现场警官的上司Staff Sergeant Watson，向它反映了我朋友所述的事件经过，以及他对警察未能提出指控所表示的不满。
Staff Sergeant Watson证实了我的猜测，那就是我朋友和警方在现场出现了误解。当有一定Assault的现场证据，或有人向警方报告被打时，警方会对打人的人提出指控。如果事情果真如我所转述的我朋友和太太身体遭此严重的袭击，警方当然会立即指控对方，但是出现场的年轻警官并未认为现场曾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听到的我朋友所现场陈述的事件过程并非如此，至少印象中他们不认为如此。Watson说，据她判断，其中肯定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解， 也许是语言原因造成的……
Staff Sergeant Watson说，我朋友对警员的做法有所不满，因应该立即与分局联系，情况还可能及时得到处理。可等到她了解情况时，已经事隔一个多月之久。但Watson让我转告我朋友，让他到分局来一趟，向分局负责投诉的警官对警方的未指控决定提出投诉。Watson并通过我，与我朋友商定了到分局投诉的日期。
去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朋友的车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我朋友的车前部因碰撞而变形。在车祸现场，一家拖车公司主动接近我朋友：他们可以免费拖车。
尚处于惊吓状态的我朋友以为遇到好人，便立即答应了对方。因此，我朋友一家连人带车一起被拖车公司带到一家汽车修理厂。
这是一家没有人会讲中文的修车厂。因此，我朋友不打算在这家修车厂修车。当我朋友想进一步打听那里有讲国语的修车行时，他的车已经被拖到车厂后院。我朋友被告知只有付掉283镑才能将车开走。为此，我朋友与车厂雇员发生口角。我朋友声称，当时车厂经理对他们吼道：要么立即交出现金，要么立即离开修车厂。
我朋友说，发生口角中，车厂冲出一名彪形大汉，一边喊，一边打，一边用力将我朋友的太太向外推，而且用门夹她的手臂。接着该壮汉又转向我朋友，用身体将他威逼至墙角，并用身体死死地顶住他，同时向他怒吼。我朋友说，他突然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我朋友的女儿见况，立即在车厂大门外报警。几分钟后，警察赶到现场。警方向双方了解了情况并看了车厂监控电视的录像。我朋友称，警方只是告诉他们该车厂是一家Dirty Business，经常有complaint。警察要我朋友以后要小心等，便离去了。
我朋友说，他太太和女儿数天后仍不能从这场惊吓中彻底解脱出来，伴随她们的常常是恶梦和惊吓。事后，我朋友太太的手臂上留有数道伤痕。
我朋友的女儿后告诉我，当时她母亲要她进来做翻译，便试图将她拉进门。而此时车厂人员就用力关门试图将她关在门外。而门就夹住了她母亲的手臂。
这家车厂的经理告诉我，我朋友指责车厂雇员打人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
我朋友向我诉说完这场经历，焦急地问我，警察到底有没有指控那名彪形大汉？我去哪里了解有关信息?
警察对我朋友究竟是说“I want to lay charge” 还是 “I wont' lay charge?”
为此，有关人员采访了警察局信息部T.Watson，该警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事件负责出现场的警官的确写有现场调查报告，但他们认为性质并不严重，因此决定对那名彪形大汉不指控。Watson警官指出，如果当事人对此警方的决定不满，可向警官上司报告。
当我将这一消息转告我朋友时，他表示对这一决定表示不解，失望，不满。
我朋友说，当警方到达现场时，他认为警察曾告诉他：“I want to lay charge （我想起诉他）。”因此他一直在等待警方指控他。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处于对自己英语能力的怀疑，我朋友将警察的这句话讲给他的ESL教师听。他的ESL教师告诉他，警察可能说的是与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相似的“I won't lay charge.（我不会指控他）”。
如果我朋友误解了警方的话，那么他失去了在争执现场向警方责问警方为什么不指控车厂雇员的机会，尤其是王太手臂上的伤痕，这一重要证据！
为此，相关人员又致电警察局那两位出现场警官的上司Staff Sergeant Watson，向它反映了我朋友所述的事件经过，以及他对警察未能提出指控所表示的不满。
Staff Sergeant Watson证实了我的猜测，那就是我朋友和警方在现场出现了误解。当有一定Assault的现场证据，或有人向警方报告被打时，警方会对打人的人提出指控。如果事情果真如我所转述的我朋友和太太身体遭此严重的袭击，警方当然会立即指控对方，但是出现场的年轻警官并未认为现场曾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们听到的我朋友所现场陈述的事件过程并非如此，至少印象中他们不认为如此。Watson说，据她判断，其中肯定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解， 也许是语言原因造成的……
Staff Sergeant Watson说，我朋友对警员的做法有所不满，因应该立即与分局联系，情况还可能及时得到处理。可等到她了解情况时，已经事隔一个多月之久。但Watson让我转告我朋友，让他到分局来一趟，向分局负责投诉的警官对警方的未指控决定提出投诉。Watson并通过我，与我朋友商定了到分局投诉的日期。
再次误解
我朋友如期前往警察局，对出现场的两名警官提出投诉，并填写了投诉书。投诉书中提供了现场目击证人，以及我朋友太太手臂上数处伤痕的照片。我朋友在投诉书中指出，“The police officers knew about the assault and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The police officer saw the tape of the big guy assaulting me but they did not take the tape。”（警察知道打人的事，却没有任何反应。警察看了录像带中壮汉打了我，却没有将录像带带回警局。）
在我朋友投诉一个星期后，有关人员致电给该警局，询问投诉调查的进展情况。投诉部的警官告诉我，根据警察调查投诉的程序及规则，除了投诉者及其律师或法定代理人，他们不能将任何有关投诉调查信息透露给第三者，除非投诉者自己选择将信息透露给媒体或任何人。
几天后，我朋友接到电话，他告诉我负责调查投诉的警官Kennedy亲自上门，向我朋友及太太了解情况。但由于调查复杂性，要花数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调查。警方许诺，如果调查证据显示车厂的人确实打人了，那么警方还会向车厂的雇员提出指控。
数个星期后，我和我朋友分别致电给Kennedy警官，询问调查结果。我在留言中强调，我了解警方调查程序，不能将调查有关信息直接告知媒体，但希望他能尽快将结果告诉我朋友。
不久，我朋友告诉我，Kennedy警官再次造访我朋友的家，向我朋友口头转达了调查结论。从我朋友传真来的警察局职业行为操守部（Professional Standards）D. McDonald的信中了解到，调查员认定我朋友对警员失职的投诉属于“非正式解决（informal resolution）”范畴，因此，警方将不对车厂的雇员提出指控。
根据警方提供的有关文件，所谓“非正式解决”决定，是指警方调查认定被调查警员的行为并不严重（not of a serious nature）。这份文件还指出，“非正式解决”的决定是要经过投诉者和警察双方都同意才能达成的。也就是说，我朋友同意了调查员的这一结论。
McDonald在信中表示，他非常感谢我朋友的这一通情达理的做法（I appreciate your reasonable approach in bringing these matters to a prompt resolution。），并对我朋友的合作和支持表示感谢。
McDonald的信中说，对警察的行为进行投诉分析，目的是对警方的执行公务的政策、规则以及警察的培训计划进行及时调整。McDonald在信中称我朋友的投诉对改善警察的服务质量方面非常重要。
在McDonald的信后的附上的非正式协议细节一栏，以我朋友的一段话：“I want this kept on record for five years……”作为双方达成的调查的共同协议。
可是，我朋友对调查结论的态度与警方完全相反。我朋友告诉我，Kennedy警官离开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警方的调查已经得出了结论，而且结论是属于“非正式解决”的范畴。他根本就不同意警方调查结论：警方不起诉的行为属于“非严重性质”。他所理解的是警方要进一步对其投诉进行调查，并将其投诉保持5年。他了解到调查员结论后曾向我表示对警方的这一调查结论后再次感到非常意外，表示不解和不满。作为移民的他“对加拿大警察感到失望”。我朋友对我强调说，他投诉警察并非真正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警察指控那名车厂雇员，使正义得到伸张。
显然，语言隔阂及我朋友对警方投诉过程的不了解使我朋友和警方之间再次出现了误解。
为了将我朋友的想法转达给警方，相关人员再次留言给McDonald先生，请他解释警方对我朋友投诉所达成的结论。
投诉部的Det. St. Aules回电，肯定了调查对非正式解决的决定。St. Aules说，政策是不准许他们向媒体透露任何有关公众投诉方面的信息。但他可以向我透露的是警方决定不指控车场雇员打人的决定。Det. St. Aules说，由于警方必须有足够证据才能作出指控的决定，但两位警员在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对车场雇员提出指控。（如果警方的证据不足，即使警方向法庭递交起诉书，法官也会因为证据不足而将指控给免掉。）
但现场警员是否做了全面的调查，是否收集了所有能收集的证据？比如车厂安装有录像设备，警员是否仔细看过？我朋友之所以要投诉警员，就是因为他认为警员决定不指控的决定是错误的，调查过程中有失职之处。
Det.St.Aules说，他所能告诉我的就是出现场警员仔细检查了现场所有证据，他们尽职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根据他们调查结果，没有足够证据向那名雇员提出指控。至于我朋友提出的有关警员仔细观看录像的投诉，Det. St. Aules说，那只是我朋友的一面之词。
Det.St.Aules告诉我我朋友对警员的投诉案已经结束。对车场雇员决定不指控的决定也不会再改变。
我朋友如期前往警察局，对出现场的两名警官提出投诉，并填写了投诉书。投诉书中提供了现场目击证人，以及我朋友太太手臂上数处伤痕的照片。我朋友在投诉书中指出，“The police officers knew about the assault and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The police officer saw the tape of the big guy assaulting me but they did not take the tape。”（警察知道打人的事，却没有任何反应。警察看了录像带中壮汉打了我，却没有将录像带带回警局。）
在我朋友投诉一个星期后，有关人员致电给该警局，询问投诉调查的进展情况。投诉部的警官告诉我，根据警察调查投诉的程序及规则，除了投诉者及其律师或法定代理人，他们不能将任何有关投诉调查信息透露给第三者，除非投诉者自己选择将信息透露给媒体或任何人。
几天后，我朋友接到电话，他告诉我负责调查投诉的警官Kennedy亲自上门，向我朋友及太太了解情况。但由于调查复杂性，要花数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调查。警方许诺，如果调查证据显示车厂的人确实打人了，那么警方还会向车厂的雇员提出指控。
数个星期后，我和我朋友分别致电给Kennedy警官，询问调查结果。我在留言中强调，我了解警方调查程序，不能将调查有关信息直接告知媒体，但希望他能尽快将结果告诉我朋友。
不久，我朋友告诉我，Kennedy警官再次造访我朋友的家，向我朋友口头转达了调查结论。从我朋友传真来的警察局职业行为操守部（Professional Standards）D. McDonald的信中了解到，调查员认定我朋友对警员失职的投诉属于“非正式解决（informal resolution）”范畴，因此，警方将不对车厂的雇员提出指控。
根据警方提供的有关文件，所谓“非正式解决”决定，是指警方调查认定被调查警员的行为并不严重（not of a serious nature）。这份文件还指出，“非正式解决”的决定是要经过投诉者和警察双方都同意才能达成的。也就是说，我朋友同意了调查员的这一结论。
McDonald在信中表示，他非常感谢我朋友的这一通情达理的做法（I appreciate your reasonable approach in bringing these matters to a prompt resolution。），并对我朋友的合作和支持表示感谢。
McDonald的信中说，对警察的行为进行投诉分析，目的是对警方的执行公务的政策、规则以及警察的培训计划进行及时调整。McDonald在信中称我朋友的投诉对改善警察的服务质量方面非常重要。
在McDonald的信后的附上的非正式协议细节一栏，以我朋友的一段话：“I want this kept on record for five years……”作为双方达成的调查的共同协议。
可是，我朋友对调查结论的态度与警方完全相反。我朋友告诉我，Kennedy警官离开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警方的调查已经得出了结论，而且结论是属于“非正式解决”的范畴。他根本就不同意警方调查结论：警方不起诉的行为属于“非严重性质”。他所理解的是警方要进一步对其投诉进行调查，并将其投诉保持5年。他了解到调查员结论后曾向我表示对警方的这一调查结论后再次感到非常意外，表示不解和不满。作为移民的他“对加拿大警察感到失望”。我朋友对我强调说，他投诉警察并非真正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警察指控那名车厂雇员，使正义得到伸张。
显然，语言隔阂及我朋友对警方投诉过程的不了解使我朋友和警方之间再次出现了误解。
为了将我朋友的想法转达给警方，相关人员再次留言给McDonald先生，请他解释警方对我朋友投诉所达成的结论。
投诉部的Det. St. Aules回电，肯定了调查对非正式解决的决定。St. Aules说，政策是不准许他们向媒体透露任何有关公众投诉方面的信息。但他可以向我透露的是警方决定不指控车场雇员打人的决定。Det. St. Aules说，由于警方必须有足够证据才能作出指控的决定，但两位警员在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对车场雇员提出指控。（如果警方的证据不足，即使警方向法庭递交起诉书，法官也会因为证据不足而将指控给免掉。）
但现场警员是否做了全面的调查，是否收集了所有能收集的证据？比如车厂安装有录像设备，警员是否仔细看过？我朋友之所以要投诉警员，就是因为他认为警员决定不指控的决定是错误的，调查过程中有失职之处。
Det.St.Aules说，他所能告诉我的就是出现场警员仔细检查了现场所有证据，他们尽职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根据他们调查结果，没有足够证据向那名雇员提出指控。至于我朋友提出的有关警员仔细观看录像的投诉，Det. St. Aules说，那只是我朋友的一面之词。
Det.St.Aules告诉我我朋友对警员的投诉案已经结束。对车场雇员决定不指控的决定也不会再改变。
